在长达3个小时的僵持过程中，该男子一直对众多医生的苦苦劝告置之不理，该医院的院长亲自到场、110支队的警察也来到医院。为了让该男子签署同意手术单，甚至医院的许多病人及家属都出来相劝，一名住院的病人当场表示：如果该男子签字，则立即奖励他一万元钱。然而所有说服都毫无效果，该男子自言自语道：“她（指妻子）只是感冒，好了后就会自己生了。”过了一会，他开始放声大哭：“再观察观察吧”。医生和其他病人百般劝服下不能打动他，该男子竟然在手术通知单上写上：“坚持用药治疗，坚持不做剖腹手术，后果自负。”为确认其精神没有异常，医院紧调来已经下班的神经科主任，经过询问，其精神毫无异常。

　　该医院妇产科医生在3个小时的急救过程中，一方面请110紧急调查该孕妇的户籍，试图联系上她其他家人；一方面上报了北京市卫生系统的各级领导，得到的指示为：如果家属不签字，不得进行手术。在“违法”与“救死扶伤”的两难中，医院的几名主治医生只好动用所用急救药物和措施，不敢“违法”进行剖腹产手术。呼吸机已经无任何作用，几个医生轮番进行心脏按摩。晚7点20分，22岁的孕妇抢救无效死亡。

　　看到妻子真的死去，这名男子当场大放悲声，说要签字给妻子手术。

　　各方评论

　　丈夫拒签字背后是被压力扭曲的生活

　　湖南衡阳男子肖志军因拒绝签订同意医院进行剖腹产手术，致其怀孕妻子死亡。此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，普遍认为肖志军的行为不可理解，尤其引发了家属决定权过大的法律争论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肖志军拒绝签字不合常理，但也有着某种必然。一对谎称兄妹的逃命鸳鸯在异乡奔波，已经到了“可以不要工钱，给口饭吃就行，为此可以在保证书上签字”的境地，当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，经济之窘迫，亲情和社会关怀的缺失，使这对落难夫妻难以承受，几近崩溃。

　　如果仅仅把问题归结于肖本人，并不能阻止这一类悲剧的再次发生。可以想见，在最近的几年中，两人颠沛流离、四处奔波，肖志军既要照顾怀孕的妻子，隐瞒夫妻身份，又要为谋生和生养孩子操心。对于在大城市谋生的农民来说，操一口外地口音，拿着微薄的仅够糊口的收入，带着怀孕的妻子，这一切，个人所能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。

　　当然，这与他个人的性格缺陷不无关系，这不仅导致他们不能从老家汲取精神营养和物质支持，而且在北京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。生活的重压使他们成为漂泊在都市无线的风筝，两人每月各700块钱的工资，要在大城市生活，使他们的心中填充着无奈与绝望。性格缺陷的早期应该是无意识和偶然的，在社会不能正常弥补的情况下，就会被继续扭曲和固化，引发更大的悲剧。

　　性格内向、交往面狭窄、没有朋友是主观原因，导致了他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物质准备与心理承受能力；缺少家庭朋友救助与社会支持是客观原因，如果社会支持提前介入，也许可以从愚昧的桎梏中将他们挽救出来。他的个人经历和交往经验使他错误地认为社会已经将他遗忘，他将自己陷于自我封闭，而偏执地在自己的错误观念中越行越远。